学界通称：乾隆御题良渚大玉璧 / 径尺璧
馆藏单位：台北故宫博物院
年代：良渚文化晚期，距今约 4200–4500 年；清宫旧藏、乾隆朝二次加工刻字配座
材质：透闪石软玉
尺寸：外径约 28.2cm，孔径约 6.4cm，厚度不均（良渚玉璧典型特征）
来源属性：传世品，无考古发掘记录，清宫旧藏，原陈设于寿皇殿，文物南迁时整套（玉璧 + 紫檀砚屏）一同迁台保存，原配未分离，非常难得
在台北故宫，藏有一套保存完整、原配未失散的清宫旧藏：良渚文化玉璧紫檀云龙砚屏。屏心所嵌玉璧为透闪石质软玉，是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玉；紫檀屏座则为乾隆时期宫廷配作。璧与屏成套留存至今，并不多见。
良渚玉璧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对应后世《周礼》“苍璧礼天”之说，但这一礼制观念不能直接等同于良渚时期玉璧的具体用途。良渚考古中，玉璧多见于高等级墓葬，常与玉琮、玉钺等玉器共同出土，体现了礼仪、身份等级、财富与权力象征等多重意义。
这件玉璧轮廓不规整正圆，厚薄略有差异，中孔可见双向管钻形成的工艺特征，孔壁留存对钻错位台阶。这类钻孔特征在良渚玉器中具有比较意义，但仍需结合器形、制作痕迹及其他考古资料综合判断。璧体原本素面，没有史前刻纹。
参照余杭反山、瑶山、福泉山等遗址出土玉器的考古报告与相关研究，可以对其可能的入土沁色及埋藏环境进行比较分析：主体呈现从外向内渐变的赭黄、土褐色铁质沁，可能与含铁土壤中的铁质沿玉料微裂隙、矿物结构缺陷等部位迁移、沉积有关；同时可见斑块状云雾白化，可能与表层微结构变化、矿物蚀变及光学散射增强等因素有关；天然裂纹中还可见线状、点状黑色沁变，是否与锰质富集有关，仍需进一步检测确认。
上述沁相组合可以作为研究其埋藏环境的线索，但不能据此直接确定其墓葬等级、具体填土来源或水文条件。 若进一步结合良渚遗址的土壤环境进行推测，可以提出其可能经历红黄土环境中的长期埋藏及季节性干湿变化，但这属于环境类比，而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
同样，不能仅凭沁蚀程度或所谓沁变速率，推定这件玉璧最晚在宋元时期已经出土。地下沁蚀的形成与停止受土壤化学环境、温湿度、裂隙结构及矿物组成等多因素影响，目前尚缺乏可以直接用于古玉出土年代推算的可靠统一速率模型。因此，其由地下埋藏转入传世收藏的具体时间，仍需依靠文献、著录及递藏记录进一步考证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玉璧上的长篇御题诗文和多方印玺，均为乾隆时期宫廷玉工后刻，并非良渚原生纹饰。良渚史前刻线的具体加工方式存在多种可能，不能一概归结为石片或鲨鱼牙反复蹭划；线条断续、深浅起伏及边缘崩口等特征，也需要结合具体器物分析。
璧上的文字和印章，则体现了清代宫廷玉器加工的工艺特征。区分原生刻纹与后刻御题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是刻线与器表沁蚀、风化之间的相对时序。若刻线槽内部缺少与玉璧外壁一致的沁蚀、白化特征，且线槽边缘保存较新，则可作为后刻的支持证据，但不能仅凭这一点确定具体年代。
结合清宫御制诗及相关研究，乾隆确实曾将部分史前玉器误认或称为“汉玉”，并通过赋诗、刻字、配座等方式赋予其新的宫廷赏鉴意义。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乾隆时代的古玉认知与收藏审美，而非对良渚玉器年代的准确判断。
为了陈设这件古玉，乾隆时期宫廷为其配作紫檀云龙砚屏。砚屏的源流可追溯至宋代。南宋赵希鹄《洞天清录·砚屏辨》有“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”的记载。不过，现代研究指出，砚屏的出现可能早于赵希鹄所述，欧阳修时期已有相关记载，因此这一说法更适合视为宋代文人关于砚屏起源的一种记述，而非绝对的历史起点。
砚屏最初的实用功能，是置于砚台附近挡风，兼具案头装饰与观赏用途。至清代，砚屏的实用功能逐渐与金石鉴赏、文房陈设相结合。宫廷这类“古玉嵌芯砚屏”，属于金石趣味浓厚的文房清供。
这套紫檀座采用高密度紫檀木雕琢，屏框浮雕海水云龙纹，边框、牙板布满回纹、夔龙等仿古纹样；屏背设乾卦圆钮，用于固定玉璧，便于拆卸赏玩沁色、细读御题文字。纹饰寓意与玉璧上的帝王玺印相互呼应，形成一套完整的陈设叙事。
乾隆时期形成的“搜罗古玉、配硬木座或砚屏展玩”的宫廷收藏方式，对后世古玉陈设产生了影响。晚清金石学兴盛，这类案头清供在文人收藏圈中逐渐受到重视，并延续至民国。随着文房用途的变化，砚屏也不再仅仅是研墨配套工具，而逐渐成为书斋中带有金石意味的陈设。民国时期，苏州、上海等地藏家收藏古玉、汉画像砖、碑刻残片，并定制红木、紫檀砚屏用于案头赏鉴的现象，也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从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到后世传世古玉；从乾隆御书房的砚屏清供，到晚清民国文人追捧的金石陈设，一件小砚屏，连接起史前玉器文化、清宫帝王审美和宋至民国的文房赏玩脉络。
这套璧与屏原配成套、共同保存至今，是理解乾隆时期古玉鉴藏、宫廷陈设审美及后世砚屏文化的重要实物。
说明：本件为无明确出土记录的传世品。关于埋藏环境的推断，主要依据良渚遗址出土标本及玉器埋藏地球化学研究进行类比，属于概率性判断，并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古玉鉴定不能单一依靠沁色或者工痕，需要结合形制、原生工艺、沁相、刻纹与风化时序，以及必要的科技检测进行交叉综合验证。
参考资料：
- 国立故宫博物院《院藏良渚文化玉礼器研究》：官方研究资料
- 故宫博物院《故宫博物院藏齐家文化玉璧综述》：玉璧及乾隆题刻研究
- 吕肖奂《创新与引领：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——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》：砚屏起源研究
- 方向明.《良渚琢玉 —— 兼谈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学研究的意义》，中国考古网，2016（良渚线切割、管钻工艺）
- 金雪萍等.《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探究》，同济大学学报，2025（埋藏地球化学、沁变机理）
- 邓淑苹.《古玉新诠：史前玉器小品文集》；《乾隆皇帝的智与昧：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》（台北故宫传世良渚玉器、乾隆后刻研究）
- 《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》（良渚玉器沁色分阶段演化模型）
- 反山、瑶山良渚墓葬考古发掘报告（良渚玉璧出土位置、组合、出土沁色标本对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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