玉琮王
新石器时代:良渚文化玉琮
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近几年,如果经常浏览海外博物馆官网,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
一些曾长期被标注为”商代””西周”,甚至更宽泛归入”中国古代玉器”或”早期青铜时代”的馆藏古玉,近年来在重新研究后,其年代、文化归属乃至器物定名陆续进行了调整。
社交媒体上,不少人感叹:
“连世界级博物馆,也会重新修订古玉断代?”
事实上,这并不是某一家博物馆的”失误”,而更像是考古学、艺术史与科技研究共同推动的一场认知更新。
对于古玉来说,断代并不是一锤定音,而是一个随着新证据不断修正的过程。
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(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, Smithsonian Institution)研究员 J. Keith Wilson 在系统梳理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馆藏古玉收藏史时,完整记录了这一百余年来古玉研究不断发展的历程。这篇研究,更像是一份关于知识如何成长的历史档案。
今天回望二十世纪初,一些断代结论似乎令人难以理解。
然而,把它们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,却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。
那时,中国现代考古学尚处萌芽阶段,更重要的是,当时尚不存在今天所说的”标准器”概念,缺乏能够建立年代坐标的科学考古材料。良渚文化(约公元前3300年至前2300年)、红山文化(约公元前6500至前5000年)、石家河文化(约公元前4800至前4200年)等重要遗址尚未发现,大量古玉来自古董市场,缺乏明确的出土地层与共存关系。
研究者能够依赖的,主要是《周礼》《考工记》《古玉图考》等古代文献,以及收藏家的经验判断。
换句话说,他们面对的并不是”真假”的问题,而是信息极度有限的问题。
没有标准器,没有科学检测,也没有系统的考古资料,许多断代只能依据器形、纹饰以及文献描述进行推测。
故事开始于1911年2月15日。
美国收藏家查尔斯·朗·弗里尔来到上海老城,从古董商帕古茶手中,以295美元购入18件玉器。
商人为它们统一标注年代:
汉代(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)。
然而,今天重新研究后,人们发现:
这18件所谓”汉玉”,没有一件真正属于汉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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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多数被重新归为清代或晚期仿古作品,仅有一件被重新确认属于真正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。
——一块表面风化明显的玉璧,现已认定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,距今约五千年。
Wilson在研究中写道:
尽管这些器物最初都被标注为汉代文物,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,其中没有一件真正属于汉代。
这并非孤例。
随后几年,弗里尔陆续收藏的一百六十余件所谓”夏、商、周、汉古玉”。更有意思的是,同一类型器物,古董商游筱溪可以标注为”夏”,李文卿却标注为”汉”,年代相差两千多年,而器物形态却十分接近。
这说明,当时古董商对于年代标注并没有统一标准,更多服务于收藏市场的认知体系,而非今天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年代框架。因此,早期断代更多依赖经验判断,而不是后来逐渐成熟的类型学比较。
十九世纪末,古玉研究主要依据吴大澂1889年出版的《古玉图考》。在缺乏科学考古资料的年代,《古玉图考》几乎成为当时中西方研究古玉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,对二十世纪初古玉断代影响深远。
他尝试依据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等文献,将玉璧、玉琮、玉圭、玉笏等器物与古代礼制相对应。
美国汉学家伯特霍尔德·劳弗(Berthold Laufer)继承了这一研究思路,并于1912年出版《玉: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》,成为西方古玉研究的重要基础。
然而,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加,这种主要依赖文献推断的方法逐渐显现局限。
例如,一件后来被弗里尔高价购入、长期被认为是古代”玉笏”的器物,吴大澂和劳弗都认为它是帝王书写铭文所使用的玉简,器身孔洞用于悬挂保存。
但现代考古发现显示,这类器物几乎只见于远早于文字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,其孔洞更可能用于绑缚于木柄或其他有机材料之上,而并非悬挂书写。
Wilson认为,当这些器物重新放回真实的考古年代之后,早期依据礼制文献所作出的解释便出现了明显的时代错位。
这种变化,并不是前人研究错误,而是新的考古证据改变了原有认识。
考古与类型学:现代断代体系的建立
与一百年前相比,今天古玉研究最大的变化,并不仅仅是经验更加丰富,而是证据体系发生了根本改变。
考古发掘提供了拥有明确年代和地层关系的标准器;类型学建立了不同文化之间稳定的比较框架;显微观察、矿物学分析以及XRF、拉曼光谱等科技手段,则能够辅助研究玉材来源、加工痕迹和后期改制情况。
正是在这些证据相互印证的基础上,许多海外馆藏古玉得以重新认识,也让古玉断代逐渐从”经验判断”走向”综合证据链判断”。
真正改变古玉断代体系的,是中国现代考古的发展。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特别是反山、瑶山等良渚文化遗址的重要发现之后
大量拥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玉璧、玉琮、玉钺、玉璜成组出土。
这些器物最大的价值,不只是数量众多,而是建立了一套拥有明确年代、明确地层、明确组合关系的标准器体系。
过去许多依靠经验判断的古玉,终于拥有了可以直接比较的参照对象。
1979年至1983年,弗里尔艺术馆重新整理馆藏古玉。
1980年,时任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人员朱莉娅·穆雷(Julia K. Murray)策划《中国古代玉器》展览,首次将重新辨认出的良渚玉器纳入完整历史序列。
许多过去长期被认为属于商周时期的素面玉璧、玉琮,被重新调整为距今约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物。
研究团队重新翻阅百年前的采购档案时,还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。
弗里尔的重要供货商游筱溪,曾在1917年的采购记录中注明七块玉璧出自浙江地区——正位于良渚文化核心分布范围。
其中两块玉璧刻有极为罕见的”鸟立台基”图像。
后来,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高度相似的纹饰,为这些器物的年代和文化归属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曾经沉睡于档案中的线索,最终被考古发现逐渐印证。
除了考古发现,现代科技检测也不断推动古玉研究的发展。
今天,研究者除了比较器形和纹饰,还会综合运用显微观察、加工痕迹分析、矿物组成研究以及无损检测等方法,对古玉进行多角度验证。
这些证据彼此印证,使古玉断代比百年前更加可靠。
当然,科技检测并不会直接告诉研究者一件玉器属于哪一个朝代。
真正的年代判断,仍需要考古资料、类型学研究、历史文献以及科学分析共同构成完整证据链。
认知更新,不仅意味着部分古玉年代被提前,也意味着一些长期被认为是真正商周古玉的器物,被重新认定为后世仿古作品。
Wilson特别研究了几件良渚玉璧。
它们保留着典型的良渚穿孔方式和玉料特征,但表面纹饰却明显具有战国至汉代,甚至晚至清代仿古风格。
研究认为,这些纹饰很可能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,为迎合收藏市场而后期添加。
另一件兽面形饰,则原本是良渚玉琮残角,后来经过再次加工,逐渐演变成接近商周风格的装饰品。
因此,一件古玉并不一定只属于一个时代。
它可能经历过改制、修补、再利用,甚至后世收藏家的重新雕琢。
英国艺术史学者杰西卡·罗森曾认为:
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,它能够跨越数千年,被不同文明反复使用,并不断获得新的意义。
从这个角度看,后世加工、误判、重新断代,都是文物生命史的一部分。
回到最初的问题。
那些被重新命名、重新断代的馆藏,是博物馆过去研究失败了吗?
答案或许恰恰相反。
真正成熟的学术,从来不是永远正确,而是在新的证据出现时,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。
百年前,弗里尔时代的收藏家只能依靠文献和经验,在有限的信息中摸索前行。
今天,我们拥有系统考古、类型学研究、科技检测以及全球馆藏资料互证,能够比前人看得更远、更准确。
而未来,当新的遗址被发现、新的检测技术出现,今天的一些认识仍然可能继续修正。
对于古玉而言,改变的从来不是器物本身,而是人类理解历史的能力。
展签可以一次次更新,正是博物馆存在的重要意义。它不仅保存器物,也保存知识不断修正的过程。当新的遗址被发现、新的方法出现、更多证据相互印证时,真正变化的,从来不是器物本身,而是人类认识历史的能力。每一次展签的更新,都意味着新的证据正在让历史变得更加清晰。
需要说明的是,馆藏重新断代并不意味着早期研究毫无价值。恰恰相反,正是弗里尔、劳弗、吴大澂等第一代收藏家与学者建立起最初的研究框架,后来的考古发现与科技分析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完善。
古玉年代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新证据不断更新,主要原因包括:
因此,古玉断代的调整并非否定过去,而是建立在新增证据基础上的学术修正。这种不断更新的过程,正是考古学和文物研究持续发展的体现。
参考资料: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J. Keith Wilson 关于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馆藏古玉收藏史的研究成果,并结合中国考古学、类型学研究及古玉鉴定的发展脉络进行综合整理与解读。
参考文献:1:Jessica Rawson ;2:吴大澂《古玉图考》
一块玉璧,串联起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。从良渚祭坛的原始祭器,到周礼明文记载以苍璧礼天的六瑞苍璧,这件经典古代玉礼器跨越史前、商周、战汉直至明清,其中高古玉璧更是承载着古人沟通天地的精神信仰。
五千年前的太湖流域。
良渚先民登上祭坛高台,双手捧起温润素璧,仰望苍穹。
他们或许相信:
这块圆形玉器能够沟通天地神灵。
数千年后,《周礼》正式记载:
「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」
玉璧由此进入成熟礼制体系,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礼器。
西周时期,诸侯朝聘执璧为信;
战国时期,贵族以璧随葬;
汉代王侯以玉璧护体升仙;
明清帝王又不断仿制古璧,以追慕三代礼乐。
一块圆玉,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信仰、礼制与精神世界。
玉璧是中国考古学中发展序列最完整的玉器之一。
从史前文明到明清宫廷,几乎从未中断。
良渚文化(浙江余杭)
玉璧发展达到史前高峰。
反山M23贵族墓一次出土:
54件玉璧
是目前已知史前时期单墓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案例之一。
其中部分玉璧:
体现严格礼仪秩序。
反山M20玉璧比例精妙,被誉为:
“史前玉璧黄金比例代表作”
反山M23头部玉壁(M23: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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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今约5600—5300年。
出土大量:
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在良渚兴起之前,已经形成成熟玉礼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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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玉器出土,证明中国北方同样存在独立发展的玉礼传统。
(下颌左侧)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-.jpeg)



周代将玉璧纳入完整等级制度,作为核心古代玉礼器,定下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的准则,六瑞苍璧成为天子祭祀、诸侯朝见的身份信物,不同形制、尺寸的古玉璧对应不同贵族品级。
玉璧正式纳入国家礼制。
殷墟、虢国墓地、芮国墓地等遗址均发现大量玉璧。
此时期出现:

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.png)

直径-28.4cm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.png)
商代出现了礼器与身份象征开始结合的玉壁,妇好出土的商代晚期有领龙形玉玦为典型代表。
如果说史前良渚玉璧奠定了高古玉璧的礼制根基,那么战汉玉璧则把琢玉工艺推向顶峰。鲁国大玉璧、洛阳金村出廓双龙璧等传世战汉玉璧,纹饰繁复、刀法精细,是所有古玉璧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品类。
玉璧工艺达到新高峰。
1977-年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-52-号战国墓葬-外径-32.8cm,孔径-11.6cm,厚-0.6cm-青碧青玉-藏于山东博物馆-1017x1024.png)
1977-年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-52-号战国墓葬-外径-32.8cm,孔径-11.6cm,厚-0.6cm-青碧青玉-藏于山东博物馆实拍图.png)
战国时期最大玉璧之一;多层龙纹与谷纹装饰;被誉为:“战国玉璧巅峰之作”




唐宋:

明清:


在文物收藏领域,高古玉璧热度经久不衰,细分有良渚玉璧、战汉玉璧两大核心品类;作为正统古代玉礼器,承载六瑞苍璧、以苍璧礼天文化内涵的完整古玉璧,兼具考古、历史、美学多重价值,也是研究上古礼制文明不可替代的实物。
《尔雅》记载:
肉倍好谓之璧
古人认为:
部分学者认为,玉璧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宇宙模型之一。
周代礼制中,玉璧位列六瑞之首。
不同等级贵族:
尺寸、纹饰、玉质均受到严格限制。
玉璧既是礼器,也是身份凭证。
从大量墓葬资料来看,古人赋予玉璧特殊宗教意义。
常见用途:
寄托:
等精神诉求。
春秋以后,玉璧逐渐从神圣礼器转变为人格象征。
古人认为玉有五德:
佩玉即修身,赏玉即观德。
绳锯开料
利用绳锯、解玉砂、水缓慢切割玉料,可见典型U形切割槽与不规则砂痕。
管钻穿孔
采用双面对钻,形成喇叭口、螺旋磨痕和错台结构——至今仍是鉴定史前玉器的重要依据。
精细抛光
使用兽皮反复打磨,形成柔和哑光,多数保持素面。
青铜砣具广泛使用,开始出现云纹、龙纹、勾连纹,仍保留明显手工磨制痕迹。
治玉工艺达到高峰,代表工艺有:
布局严谨,工痕细腻,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琢玉工艺的黄金时代。
形成高度成熟的蒲纹璧、涡纹璧。
顶级汉璧表面可呈现:
温润而内敛的玻璃光泽
现代文博研究通常采用:
眼学观察 + 科学检测 双重验证模式。
识别透闪石、阳起石、蛇纹石、石英,判断材质真伪。
分析主量元素、微量元素、埋藏环境元素,辅助研究玉材组成、埋藏环境及做旧痕迹。
用于矿物组成鉴定与晶体结构分析,为玉材来源研究提供基础数据。
无损观察内部裂隙、注胶、填充、人工染色,是目前高端检测的重要手段。
玉璧是研究中国礼制文明、玉器工艺史、古代宗教信仰的重要实物证据。
⚠ 出土文物禁止买卖。
⚠ 来源不明古玉需谨慎。
⚠ 市场大量存在酸蚀、染色、数控机雕仿品。
收藏应以合法来源和科学鉴定为前提。
| 卡片①:璧、瑗、环有什么区别? | |
|---|---|
| 名称 | 特征 |
| 璧 | 肉倍好 |
| 瑗 | 好倍肉 |
| 环 | 肉好相若 |
| 卡片②:为什么祭天用苍璧? |
|---|
| 五行观念认为:苍青色对应天,黄色对应地。故「苍璧礼天,黄琮礼地」成为后世礼制规范。 |
| 卡片③:良渚玉璧为什么一面粗一面细? |
|---|
| 细面用于祭祀展示,粗面多朝下放置,反映当时祭祀仪式规范。 |
| 卡片④:什么是鸡骨白? |
|---|
| 长期埋藏过程中,碳酸盐、盐碱等物质进入玉体,形成自然白化层,属于古玉常见老化现象。 |
| 卡片⑤:玉璧最初是饰品吗? |
|---|
| 不是。目前考古证据表明,玉璧最早主要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,佩饰功能是后期逐渐发展的。 |
| 卡片⑥:为什么很多古玉璧都有缺口? |
|---|
| 可能原因包括古代改制利用、仪式性破璧、长期佩戴磨损、后世磕碰损伤,需结合断口老化状态综合判断。 |
纵观五千年历史,玉璧作为核心古代玉礼器,从上古良渚玉璧这类早期高古玉璧,发展至纹饰精美的战汉玉璧,依托六瑞苍璧、以苍璧礼天的礼制规则,成为贯穿华夏文明的标志性古玉璧,一块圆玉,完整记录了中国人的天地观、生死观与礼乐文明。
如果把一套战汉时期的组玉佩完整摆放在人们面前,大多数人的目光往往首先停留在玉璧、玉璜或龙凤佩上。
然而,在这些精美玉器之间,却常常隐藏着一种看似普通、却极富设计巧思的玉环。
它没有复杂纹饰,没有夸张雕工,只是在圆环表面多出了几层微微起伏的台阶。
正是这几毫米的高低变化,让它成为古玉收藏界津津乐道的”三才环”,也因侧面轮廓酷似飞碟,而被称作“飞碟环”。
它不仅是一件佩饰,更可能凝聚着两千多年前古人的宇宙观、礼制思想与治玉智慧。
那么,它究竟是什么?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:
“三才环”并非考古学正式名称。
在考古报告中,这类器物通常仍被称作:
“三才环”这一名称,是现代收藏界依据其三层结构与中国传统”天、地、人”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俗称。
目前考古发现表明:
这种阶台式玉环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。
东汉以后数量明显减少,魏晋时期基本退出礼玉体系。
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出土地点包括:
① 齐文化博物院(淄博齐国故城博物馆,山东临淄)

1972 年出土于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(春秋晚期齐国高等级贵族大墓),是齐国贵族组佩核心构件,同墓出土多件玛瑙三才环、玛瑙觿、水晶珠组成完整组佩
② 河北省邯郸市钢铁总厂西区墓葬出土

这是很多古玉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。
普通玉环完全可以磨成平面。
为什么古人要多花数倍工时,把它磨成三层?
目前没有任何出土文字能够直接说明原因。
收藏界普遍认为,这可能来源于中国古代著名的”三才思想”。
《易传》说:
有天道焉,有地道焉,有人道焉。
古人认为:
天,主运行;
地,主承载;
人,居天地之间。
于是便有人将三层结构理解为:
需要强调的是:
这一解释属于后世文化阐释,目前尚无考古文献能够直接证明三层设计就是为了象征天地人。
但它与战国至两汉时期盛行的”天人合一””阴阳五行””礼乐文明”等思想高度契合,因此长期被收藏界广泛采用。
换句话说:
三才环真正珍贵之处,不只是它代表什么,而是它让我们看到古人如何把抽象哲学,融入一件可以佩戴的器物。
别看三才环只有几厘米大小。
它实际上属于加工难度很高的一类玉器。
战汉时期没有现代机械。
工匠主要依靠:
完成全部制作。
一般需要经历:
选料 → 开片 → 成环 → 打孔 → 起台 → 修整 → 精磨 → 抛光
每增加一层台阶,都意味着更多次修整和更高的废品率。
因此,真正制作精美的三才环,本身就是高等级治玉工艺的重要体现。
近年来,科技检测已成为古玉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。
例如:
可分析:
辅助判断:
但XRF不能直接判断年代。
能够识别:
还能发现部分人工填充物。
适用于:
对于现代修复具有重要意义。
需要特别强调:
任何仪器都无法直接测出”这是战国玉”。
真正可靠的鉴定,应当结合:
多种证据共同判断。
科技检测提供的是客观数据,而不是直接给出年代结论。
三才环本身并不是大型礼器。
但真正精品数量十分有限。
原因主要有三个:
第一,制作复杂。
三级台阶增加了加工难度。
第二,完整保存困难。
边缘较薄,长期佩戴或埋藏容易磕损。
第三,高等级墓葬出土较多。
因此精品大多已进入博物馆收藏。
目前收藏市场中:
出土存量真实比例(三晋、中山国墓葬考古统计)
这是现代收藏界的俗称。
由于三层台阶从侧面观察酷似飞碟,因此逐渐流行开来。
考古报告一般仍称为”阶台式玉环”。
不是。
两者虽然都是圆形,但用途完全不同。
| 三才环 | 玉璧 |
|---|---|
| 三层台阶 | 平面居多 |
| 属于组玉佩 | 多为独立礼器 |
| 战国至西汉最流行 |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均有 |
| 常佩戴于身 | 更多用于礼仪祭祀 |
目前出土资料显示,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国更加重视周礼制度,因此组玉佩保存更加完整。
楚文化虽然也大量使用玉器,但器物组合和审美风格具有明显地域特色,因此阶台式玉环数量相对较少。
三才环没有玉璧宏大,没有玉龙华丽,也没有玉凤灵动。
它只是静静地存在于一套组玉佩之中。
然而,正是这枚不过数厘米的玉环,却凝聚了战汉时期礼制、哲学、治玉工艺与审美思想。
它让我们看到,古人不仅善于琢玉,更善于借玉表达思想。
今天,当我们欣赏一枚真正的战汉三才环时,欣赏的不仅是温润的玉石,更是在触摸两千年前中华文明留下的一段精神印记。

湖北1982年江陵九店砖瓦厂288号墓出土 玛瑙三才环

山西省闻喜县邱家庄出土 红缟玛瑙三才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