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天津博物馆的古玉展厅中，一件玉戚颇为引人注目。

它没有繁复的神面纹饰，整体呈扁梯形，两侧排列着对称的齿状扉棱。最特别的是，器物下半部分呈现出一片明显的绿色变化，与上部黄褐色的表面形成鲜明对比。

这件玉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商代玉器的形制，也为观察古玉的沁色、表面变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该器为征集入藏品，缺乏原始考古地层和伴出器物记录。以下分析主要依据现有图片、器物形态及商代玉器研究资料展开，不能代替实物检测与正式断代。

一、玉戚是什么？为什么两侧有齿？

从图片来看，这件玉器具有扁梯形器身、中央圆孔以及两侧成组的齿状扉棱，整体符合玉戚常见的形制特征。

玉戚与玉钺、玉斧外形相近，但在形制和用途上有所区别。

商周时期，玉戚通常被认为具有礼仪和象征意义，与军事权力、贵族身份及仪式活动存在联系。它虽然具有兵器的外形，却不一定用于实际作战。

《礼记·祭统》记载：“朱干玉戚，以舞《大武》。”说明玉戚曾出现在礼仪舞蹈场景中。

因此，玉戚更值得关注的，是它所承载的礼制和身份象征，而不仅仅是兵器属性。

二、绿色沁色：真的就是铜沁吗？

这件玉戚最醒目的特征，是下半部分大面积的绿色区域。

在古玉收藏中，这类绿色变化常被称为“铜沁”。如果玉器长期处于含铜物质的埋藏环境中，铜元素及相关矿物可能通过裂隙、孔隙和表层疏松区域迁移、沉积，形成绿色或蓝绿色变化。

孔雀石就是常见的绿色含铜矿物之一。

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科技研究曾通过拉曼光谱分析，确认部分绿色沁变物质为孔雀石。这为理解古玉中的绿色矿物沁变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但需要注意：绿色不等于孔雀石，铜沁也不能仅凭颜色直接确认。

从照片来看，绿色区域存在明显的面积变化和表面起伏，局部还有颗粒感与不均匀分布。这些现象值得进一步观察，但无法单独证明其具体矿物组成。

如果要确认绿色沁变是否与铜有关，可以考虑：

• XRF：筛查绿色区域与正常玉质区域的铜元素差异。
• Raman：进一步识别绿色区域可能存在的矿物相。
• 显微观察：检查绿色物质与裂隙、孔隙及表层结构的关系。

需要强调，XRF检测到铜元素，并不等于已经确认孔雀石；还需要结合矿物分析与显微观察。

三、黄褐色表面与绿色沁变，是否来自同一次埋藏？

从照片看，器物上半部分主要呈黄褐色，下半部分则出现较明显的绿色变化。

这种颜色差异可能与玉料自身成分、表面风化、埋藏环境以及后期保存条件有关。

古玉长期处于地下环境中，可能发生表层结构变化、微裂隙发育、矿物沉积和颜色改变。

不过，黄褐色表面不能直接证明是铁沁，绿色也不能直接证明是铜沁。

更不能仅凭两种颜色同时出现，就认定它们形成于同一时间。

如果绿色区域与黄褐色区域存在明显的覆盖、交叠或相互穿透关系，可以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。但这种判断需要显微结构和矿物证据支持。

对于没有出土记录的征集古玉，沁色可以提供研究线索，却不能单独作为年代证明。

四、两侧扉棱与中央圆孔：商代治玉工艺的观察重点

这件玉戚的两侧齿状扉棱，是其形制的重要特征。

商代玉器制作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切割、钻孔、磨制和抛光技术。玉器加工通常需要借助硬质磨料与工具反复研磨，完成复杂轮廓。

但仅凭照片，还不能确定这件玉戚具体采用了哪种工具。

例如：

• 两侧扉棱可能经过切割与磨制，但具体加工顺序需要观察实物。
• 中央圆孔可能采用旋转钻孔技术，但不能仅凭孔形确认是竹、骨管钻。
• 孔壁是否存在同轴旋痕、砂磨痕或后期修整痕，需要显微观察。
• 齿尖圆钝可能与原始加工、使用磨损、埋藏变化或后期处理有关，不能直接归因于自然风化。

这些细节才是进一步研究器物工艺的重要依据。

结语：古玉研究，最重要的是区分观察与推断

这件玉戚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可能属于商代玉器，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古玉形制、表面变化与沁色现象的实例。

两侧扉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玉戚的器型特征，绿色区域则为研究含铜矿物沁变提供了线索。

但对于征集品而言，没有考古地层和伴出器物作为依据，年代判断就需要更加谨慎。

器型可以提供断代线索，工艺可以帮助比较，沁色可以提示埋藏环境，但任何单一特征都不能独立证明年代。

真正可靠的古玉研究，需要把传统眼学、考古资料、显微观察与科学检测结合起来，在证据充分的地方下结论，在证据不足的地方保留疑问。

这才是古玉鉴藏中值得坚持的研究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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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科普提示：**本文器物为征集藏品，缺乏原始考古出土记录。文中绿色沁变、表面风化及加工工艺均为基于图片的初步观察与研究推测，具体矿物组成和年代仍需实物检测及相关档案进一步核实。

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

以下文献适合放在公众号文章末尾，分为考古资料与科技检测研究。

一、玉戚形制与商代玉器研究

1.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妇好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妇好墓出土玉器的重要考古报告，可用于比较商代玉器的形制、工艺与组合。

2. 杨晶、吴丝禾：《关于商代玉戚的相关问题》，收录于《玉魂国魄：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（八）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适合进一步研究商代玉戚的分类、形制及相关问题。中国社会科学网

3. 陈剑：《说殷墟甲骨文中的“玉戚”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。
从甲骨文字形与出土玉戚形态关系进行讨论。发度个网站

4. 中国国家博物馆：《玉戚》馆藏资料。
可用于参考玉戚的器形、齿棱、圆孔及礼仪用途。中国国家博物馆+1

二、古玉沁色与科技检测研究

5. Zhao H. X., et al. “Nondestructive analysis of alterations of Chinese jade artifacts from Jinsha, Sichuan Province, China.” Scientific Reports, 2020, 10: 16925.
DOI: 10.1038/s41598-020-73290-y

重要研究：利用拉曼光谱研究金沙遗址玉器多种颜色变化，识别出孔雀石、赤铜矿等相关矿物，为理解玉器与青铜腐蚀产物之间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。Scientific Reports+1

6. Zhao H. X., et al. “Nondestructive analysis of jade artifacts from the Cemetery of the Ying State in Henan Province, China using confocal Raman microspectroscopy and portable X-ra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.” 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, 2014.
DOI: 10.1002/jrs.4435

研究采用拉曼光谱和便携式XRF分析出土玉器，说明多种无损检测技术结合应用的价值。Wiley Online Library

7. 颜晓蓉等：《出土古玉器的料色和沁色辨析》，《宝石和宝石学杂志》。
讨论玉料自身颜色与埋藏沁色的区别，适合用于文章中关于“料色与沁色不能混淆”的说明。中央大学健身平台

8. 北京市文物局：《基于无损检测技术的中国古玉鉴定研究》。
介绍显微镜、拉曼光谱、XRF、XRD及扫描电镜等技术在古玉材质、沁蚀、风化和工艺研究中的应用。北京市文物局

一、器物基本信息

器物名称： 红山文化晚期鸟形玉佩（玉鸮）
时代： 新石器时代
材质： 透闪石软玉
来源： 传世品，尚缺明确考古出土记录
尺寸： 高3.4cm，宽3.8cm，厚1.1cm

器物整体呈展翅鸟形，鸟首居中凸起，双翼向两侧展开，身体及双翼采用浅浮雕与线纹相结合的方式表现。正面具有明显的立体起伏，背面相对简洁，顶部设有穿系孔道。

整体造型简练，主要依靠轮廓、形体起伏及局部线纹表现鸟类形象，具有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值得比较研究的造型特征。

二、玉料与表面颜色观察

器物玉质基底呈淡黄绿色，局部可见黄褐色、褐黄色及深浅不一的色带。部分颜色变化沿裂隙及表面不均匀分布，整体具有一定层次感。

红山文化玉器常见透闪石软玉，也有蛇纹石玉等其他材料。辽宁岫岩及海城地区的玉料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材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黄褐色可能属于天然铁质沁变、铁锰相关沉积、历史染色。

三、红山文化玉器的埋藏沁变与传世品的区别

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中，玉器常与积石冢、石棺墓等考古遗存共同出现。牛河梁遗址是研究红山文化玉器、墓葬结构及社会组织的重要考古材料。

红山文化玉器的埋藏环境可能受到土壤成分、地下水、砾石、温湿度变化及局部氧化还原条件等因素影响。

在长期埋藏过程中，玉器表面及微裂隙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物理、化学变化，包括：

• 表层矿物或杂质沉积；
• 裂隙内外颜色变化；
• 局部表面蚀变；
• 微裂隙扩展；
• 表面光泽及透明度变化。

红山文化墓葬的实际埋藏环境并非完全一致。不同墓葬的土壤、地下水及地质条件存在差异。

对于本文讨论的传世玉鸮，由于缺乏明确的原始出土记录，无法确定其具体埋藏地点、墓葬类型及地下环境。

因此只能仅凭黄褐色沁色将其暂时认定为牛河梁、城子山或草帽山等遗址出土器物，暂推断其曾经埋藏于辽西某一特定积石冢。

四、黄褐色沁变的观察与鉴别

黄褐色是古玉表面常见的颜色表现之一，但其形成原因具有多样性。

1. 铁质相关沁变

自然环境中的铁元素可以通过氧化、水解及矿物沉积等过程形成黄褐色、红褐色或褐色物质。

常见相关矿物包括针铁矿、纤铁矿及赤铁矿等。

黄褐色变化与裂隙、孔道、表面微结构存在一定关联，可为研究的观察线索。

2. 铁锰相关沁变

铁、锰元素可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发生迁移、沉积及局部富集。

相关变化可能表现为黄褐色、红褐色、灰黑色或黑色等不同颜色。

3. 建议采用的检测方法

对于此类传世玉器，建议结合以下方法进行研究：

检测方法	主要研究目的
显微观察	观察裂隙、表面沉积及颜色分布
365nm紫外光	筛查部分有机材料及局部处理痕迹
XRF	了解表面元素组成及局部元素差异
Raman拉曼光谱	尝试识别相关矿物及颜料物相
FTIR红外光谱	筛查部分有机物及表面处理材料
微区XRD	在条件允许时确认相关晶体矿物

五、玉鸮的器型与制玉工艺

红山文化玉器的加工工艺以切割、钻孔、磨制及抛光等技术为基础，许多器物通过简洁的造型和局部线纹表达形象。

1. 双翼平行弦纹

此件玉鸮双翼位置可见数道平行线纹，整体呈浅宽线槽形态。

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线切割、片切割、磨制及局部刻划等加工方式。线纹可能通过不同工具与磨料组合形成。

2. 背部穿系孔道

红山文化玉器中常见隧孔及双向钻孔等穿系结构。

双向钻孔可能形成孔道交汇、错位或局部收缩等特征。其加工方式需要通过孔道截面、孔壁痕迹、钻孔方向及孔口形态进行判断。

3. 整体成型与造型特点

器物整体采用较简练的造型方式，通过鸟首凸起、双翼外展及局部线纹表现动物形象。

红山文化玉器常见以形体起伏、轮廓变化及局部磨制表达形象的方式。

六、红山文化玉鸮的文化内涵

动物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形象可能与先民的自然观念、宗教信仰及礼仪活动有关。

鸮鸟具有夜间活动、视觉敏锐等生物特征，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。

于红山文化可有能沟通天地、通神或象征生死两界的具体功能。

七、总结

红山文化玉鸮是研究史前动物形玉器、制玉工艺及文化观念的重要类型。

此类器物的研究，需要将器型、玉料、加工工艺、表面变化及文化背景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比较。

对于传世古玉而言，沁色可以提供观察线索，但不能直接替代考古出土记录；工艺可以帮助理解加工方式，但不能单独证明年代；文化解释可以拓展研究视角，但应与考古事实保持适当距离。

古玉研究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从单一特征得出结论，而是通过多种证据之间的相互验证，逐步建立更加可靠的判断。

器物观察是起点，科学检测是补充，考古资料与历史档案才是建立年代和来源的重要依据。

参考资料

1.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牛河梁——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（1983—2003年度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2年。
2. 刘国祥：《红山文化玉器研究》，科学出版社。
3. 故宫博物院红山文化玉器相关馆藏资料。
4. 台北故宫博物院鸟形玉佩馆藏资料。

学界通称：乾隆御题良渚大玉璧 / 径尺璧
馆藏单位：台北故宫博物院
年代：良渚文化晚期，距今约 4200–4500 年；清宫旧藏、乾隆朝二次加工刻字配座
材质：透闪石软玉
尺寸：外径约 28.2cm，孔径约 6.4cm，厚度不均（良渚玉璧典型特征）
来源属性：传世品，无考古发掘记录，清宫旧藏，原陈设于寿皇殿，文物南迁时整套（玉璧 + 紫檀砚屏）一同迁台保存，原配未分离，非常难得

在台北故宫，藏有一套保存完整、原配未失散的清宫旧藏：良渚文化玉璧紫檀云龙砚屏。屏心所嵌玉璧为透闪石质软玉，是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玉；紫檀屏座则为乾隆时期宫廷配作。璧与屏成套留存至今，并不多见。

良渚玉璧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对应后世《周礼》“苍璧礼天”之说，但这一礼制观念不能直接等同于良渚时期玉璧的具体用途。良渚考古中，玉璧多见于高等级墓葬，常与玉琮、玉钺等玉器共同出土，体现了礼仪、身份等级、财富与权力象征等多重意义。

这件玉璧轮廓不规整正圆，厚薄略有差异，中孔可见双向管钻形成的工艺特征，孔壁留存对钻错位台阶。这类钻孔特征在良渚玉器中具有比较意义，但仍需结合器形、制作痕迹及其他考古资料综合判断。璧体原本素面，没有史前刻纹。

参照余杭反山、瑶山、福泉山等遗址出土玉器的考古报告与相关研究，可以对其可能的入土沁色及埋藏环境进行比较分析：主体呈现从外向内渐变的赭黄、土褐色铁质沁，可能与含铁土壤中的铁质沿玉料微裂隙、矿物结构缺陷等部位迁移、沉积有关；同时可见斑块状云雾白化，可能与表层微结构变化、矿物蚀变及光学散射增强等因素有关；天然裂纹中还可见线状、点状黑色沁变，是否与锰质富集有关，仍需进一步检测确认。

上述沁相组合可以作为研究其埋藏环境的线索，但不能据此直接确定其墓葬等级、具体填土来源或水文条件。 若进一步结合良渚遗址的土壤环境进行推测，可以提出其可能经历红黄土环境中的长期埋藏及季节性干湿变化，但这属于环境类比，而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

同样，不能仅凭沁蚀程度或所谓沁变速率，推定这件玉璧最晚在宋元时期已经出土。地下沁蚀的形成与停止受土壤化学环境、温湿度、裂隙结构及矿物组成等多因素影响，目前尚缺乏可以直接用于古玉出土年代推算的可靠统一速率模型。因此，其由地下埋藏转入传世收藏的具体时间，仍需依靠文献、著录及递藏记录进一步考证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玉璧上的长篇御题诗文和多方印玺，均为乾隆时期宫廷玉工后刻，并非良渚原生纹饰。良渚史前刻线的具体加工方式存在多种可能，不能一概归结为石片或鲨鱼牙反复蹭划；线条断续、深浅起伏及边缘崩口等特征，也需要结合具体器物分析。

璧上的文字和印章，则体现了清代宫廷玉器加工的工艺特征。区分原生刻纹与后刻御题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是刻线与器表沁蚀、风化之间的相对时序。若刻线槽内部缺少与玉璧外壁一致的沁蚀、白化特征，且线槽边缘保存较新，则可作为后刻的支持证据，但不能仅凭这一点确定具体年代。

结合清宫御制诗及相关研究，乾隆确实曾将部分史前玉器误认或称为“汉玉”，并通过赋诗、刻字、配座等方式赋予其新的宫廷赏鉴意义。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乾隆时代的古玉认知与收藏审美，而非对良渚玉器年代的准确判断。

为了陈设这件古玉，乾隆时期宫廷为其配作紫檀云龙砚屏。砚屏的源流可追溯至宋代。南宋赵希鹄《洞天清录·砚屏辨》有“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”的记载。不过，现代研究指出，砚屏的出现可能早于赵希鹄所述，欧阳修时期已有相关记载，因此这一说法更适合视为宋代文人关于砚屏起源的一种记述，而非绝对的历史起点。

砚屏最初的实用功能，是置于砚台附近挡风，兼具案头装饰与观赏用途。至清代，砚屏的实用功能逐渐与金石鉴赏、文房陈设相结合。宫廷这类“古玉嵌芯砚屏”，属于金石趣味浓厚的文房清供。

这套紫檀座采用高密度紫檀木雕琢，屏框浮雕海水云龙纹，边框、牙板布满回纹、夔龙等仿古纹样；屏背设乾卦圆钮，用于固定玉璧，便于拆卸赏玩沁色、细读御题文字。纹饰寓意与玉璧上的帝王玺印相互呼应，形成一套完整的陈设叙事。

乾隆时期形成的“搜罗古玉、配硬木座或砚屏展玩”的宫廷收藏方式，对后世古玉陈设产生了影响。晚清金石学兴盛，这类案头清供在文人收藏圈中逐渐受到重视，并延续至民国。随着文房用途的变化，砚屏也不再仅仅是研墨配套工具，而逐渐成为书斋中带有金石意味的陈设。民国时期，苏州、上海等地藏家收藏古玉、汉画像砖、碑刻残片，并定制红木、紫檀砚屏用于案头赏鉴的现象，也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
从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到后世传世古玉；从乾隆御书房的砚屏清供，到晚清民国文人追捧的金石陈设，一件小砚屏，连接起史前玉器文化、清宫帝王审美和宋至民国的文房赏玩脉络。

这套璧与屏原配成套、共同保存至今，是理解乾隆时期古玉鉴藏、宫廷陈设审美及后世砚屏文化的重要实物。

说明：本件为无明确出土记录的传世品。关于埋藏环境的推断，主要依据良渚遗址出土标本及玉器埋藏地球化学研究进行类比，属于概率性判断，并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古玉鉴定不能单一依靠沁色或者工痕，需要结合形制、原生工艺、沁相、刻纹与风化时序，以及必要的科技检测进行交叉综合验证。

参考资料：

• 国立故宫博物院《院藏良渚文化玉礼器研究》：官方研究资料
• 故宫博物院《故宫博物院藏齐家文化玉璧综述》：玉璧及乾隆题刻研究
• 吕肖奂《创新与引领：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——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》：砚屏起源研究
• 方向明.《良渚琢玉 —— 兼谈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学研究的意义》，中国考古网，2016（良渚线切割、管钻工艺）
• 金雪萍等.《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探究》，同济大学学报，2025（埋藏地球化学、沁变机理）
• 邓淑苹.《古玉新诠：史前玉器小品文集》；《乾隆皇帝的智与昧：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》（台北故宫传世良渚玉器、乾隆后刻研究）
• 《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》（良渚玉器沁色分阶段演化模型）
• 反山、瑶山良渚墓葬考古发掘报告（良渚玉璧出土位置、组合、出土沁色标本对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