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界通称：乾隆御题良渚大玉璧 / 径尺璧
馆藏单位：台北故宫博物院
年代：良渚文化晚期，距今约 4200–4500 年；清宫旧藏、乾隆朝二次加工刻字配座
材质：透闪石软玉
尺寸：外径约 28.2cm，孔径约 6.4cm，厚度不均（良渚玉璧典型特征）
来源属性：传世品，无考古发掘记录，清宫旧藏，原陈设于寿皇殿，文物南迁时整套（玉璧 + 紫檀砚屏）一同迁台保存，原配未分离，非常难得

在台北故宫，藏有一套保存完整、原配未失散的清宫旧藏：良渚文化玉璧紫檀云龙砚屏。屏心所嵌玉璧为透闪石质软玉，是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玉；紫檀屏座则为乾隆时期宫廷配作。璧与屏成套留存至今，并不多见。

良渚玉璧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对应后世《周礼》“苍璧礼天”之说，但这一礼制观念不能直接等同于良渚时期玉璧的具体用途。良渚考古中，玉璧多见于高等级墓葬，常与玉琮、玉钺等玉器共同出土，体现了礼仪、身份等级、财富与权力象征等多重意义。

这件玉璧轮廓不规整正圆，厚薄略有差异，中孔可见双向管钻形成的工艺特征，孔壁留存对钻错位台阶。这类钻孔特征在良渚玉器中具有比较意义，但仍需结合器形、制作痕迹及其他考古资料综合判断。璧体原本素面，没有史前刻纹。

参照余杭反山、瑶山、福泉山等遗址出土玉器的考古报告与相关研究，可以对其可能的入土沁色及埋藏环境进行比较分析：主体呈现从外向内渐变的赭黄、土褐色铁质沁，可能与含铁土壤中的铁质沿玉料微裂隙、矿物结构缺陷等部位迁移、沉积有关；同时可见斑块状云雾白化，可能与表层微结构变化、矿物蚀变及光学散射增强等因素有关；天然裂纹中还可见线状、点状黑色沁变，是否与锰质富集有关，仍需进一步检测确认。

上述沁相组合可以作为研究其埋藏环境的线索，但不能据此直接确定其墓葬等级、具体填土来源或水文条件。 若进一步结合良渚遗址的土壤环境进行推测，可以提出其可能经历红黄土环境中的长期埋藏及季节性干湿变化，但这属于环境类比，而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

同样，不能仅凭沁蚀程度或所谓沁变速率，推定这件玉璧最晚在宋元时期已经出土。地下沁蚀的形成与停止受土壤化学环境、温湿度、裂隙结构及矿物组成等多因素影响，目前尚缺乏可以直接用于古玉出土年代推算的可靠统一速率模型。因此，其由地下埋藏转入传世收藏的具体时间，仍需依靠文献、著录及递藏记录进一步考证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玉璧上的长篇御题诗文和多方印玺，均为乾隆时期宫廷玉工后刻，并非良渚原生纹饰。良渚史前刻线的具体加工方式存在多种可能，不能一概归结为石片或鲨鱼牙反复蹭划；线条断续、深浅起伏及边缘崩口等特征，也需要结合具体器物分析。

璧上的文字和印章，则体现了清代宫廷玉器加工的工艺特征。区分原生刻纹与后刻御题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是刻线与器表沁蚀、风化之间的相对时序。若刻线槽内部缺少与玉璧外壁一致的沁蚀、白化特征，且线槽边缘保存较新，则可作为后刻的支持证据，但不能仅凭这一点确定具体年代。

结合清宫御制诗及相关研究，乾隆确实曾将部分史前玉器误认或称为“汉玉”，并通过赋诗、刻字、配座等方式赋予其新的宫廷赏鉴意义。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乾隆时代的古玉认知与收藏审美，而非对良渚玉器年代的准确判断。

为了陈设这件古玉，乾隆时期宫廷为其配作紫檀云龙砚屏。砚屏的源流可追溯至宋代。南宋赵希鹄《洞天清录·砚屏辨》有“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”的记载。不过，现代研究指出，砚屏的出现可能早于赵希鹄所述，欧阳修时期已有相关记载，因此这一说法更适合视为宋代文人关于砚屏起源的一种记述，而非绝对的历史起点。

砚屏最初的实用功能，是置于砚台附近挡风，兼具案头装饰与观赏用途。至清代，砚屏的实用功能逐渐与金石鉴赏、文房陈设相结合。宫廷这类“古玉嵌芯砚屏”，属于金石趣味浓厚的文房清供。

这套紫檀座采用高密度紫檀木雕琢，屏框浮雕海水云龙纹，边框、牙板布满回纹、夔龙等仿古纹样；屏背设乾卦圆钮，用于固定玉璧，便于拆卸赏玩沁色、细读御题文字。纹饰寓意与玉璧上的帝王玺印相互呼应，形成一套完整的陈设叙事。

乾隆时期形成的“搜罗古玉、配硬木座或砚屏展玩”的宫廷收藏方式，对后世古玉陈设产生了影响。晚清金石学兴盛，这类案头清供在文人收藏圈中逐渐受到重视，并延续至民国。随着文房用途的变化，砚屏也不再仅仅是研墨配套工具，而逐渐成为书斋中带有金石意味的陈设。民国时期，苏州、上海等地藏家收藏古玉、汉画像砖、碑刻残片，并定制红木、紫檀砚屏用于案头赏鉴的现象，也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延续。

从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重要礼仪性玉器，到后世传世古玉；从乾隆御书房的砚屏清供，到晚清民国文人追捧的金石陈设，一件小砚屏，连接起史前玉器文化、清宫帝王审美和宋至民国的文房赏玩脉络。

这套璧与屏原配成套、共同保存至今，是理解乾隆时期古玉鉴藏、宫廷陈设审美及后世砚屏文化的重要实物。

说明：本件为无明确出土记录的传世品。关于埋藏环境的推断，主要依据良渚遗址出土标本及玉器埋藏地球化学研究进行类比，属于概率性判断，并非对原始墓葬环境的直接复原。古玉鉴定不能单一依靠沁色或者工痕，需要结合形制、原生工艺、沁相、刻纹与风化时序，以及必要的科技检测进行交叉综合验证。

参考资料：

• 国立故宫博物院《院藏良渚文化玉礼器研究》：官方研究资料
• 故宫博物院《故宫博物院藏齐家文化玉璧综述》：玉璧及乾隆题刻研究
• 吕肖奂《创新与引领：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——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》：砚屏起源研究
• 方向明.《良渚琢玉 —— 兼谈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学研究的意义》，中国考古网，2016（良渚线切割、管钻工艺）
• 金雪萍等.《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探究》，同济大学学报，2025（埋藏地球化学、沁变机理）
• 邓淑苹.《古玉新诠：史前玉器小品文集》；《乾隆皇帝的智与昧：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》（台北故宫传世良渚玉器、乾隆后刻研究）
• 《福泉山与崧泽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》（良渚玉器沁色分阶段演化模型）
• 反山、瑶山良渚墓葬考古发掘报告（良渚玉璧出土位置、组合、出土沁色标本对照）

名称：良渚系双龙首玉璜
收藏单位：台北故宫博物院
文物来源：清宫旧藏
文物编号：K1C002787
质地：透闪石软玉
文化属性：新石器时代，良渚系（学界定名，非标准良渚出土器）
形制：桥形弧璜，两端作龙首造型，龙首设穿孔，为组佩构件
纹饰布局：璜外缘五组兽面纹、璜内缘四组兽面纹
关键特征：纹饰分两次琢制，外缘为良渚原生浅浮雕纹饰，内缘为后世沿旧痕复加琢刻；器物存在自然入土形成的埋藏沁色
著录参考：邓淑苹《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》《敬天格物》

这件现收藏于台北故宫的双龙首玉璜，为清宫旧藏，是新石器时代良渚系玉器里十分特殊的标本。它拥有真实的入土埋藏经历，又在后世被二次加琢，是古玉 “先埋、后传、再入内府” 的典型案例。

一、沁色特征与埋藏环境分析

玉质为透闪石软玉，整体呈现均匀的褐黄铁沁，在浮雕兽面的凸起位置，分布雾状灰白色风化斑；阴刻线槽之内沁色更深、白化现象更弱。 依据瑶山、庄桥坟良渚遗址玉器受沁相关考古研究：这种沁色分布规律，是江南山岗土坑墓葬环境的典型特征。墓葬属于弱酸性有机质土壤，地下水位季节性升降、干湿交替，历经四千余年缓慢风化，土壤中铁锰氧化物渗入玉质形成黄褐色沁，玉表凸起部位优先发生晶体失透、粉化白化。沁色过渡自然晕散，不存在人工染色常见的浮于表面、界线生硬的问题。

二、琢制工艺与纹饰辨析

这件玉璜采用良渚文化标志性的减地浅浮雕工艺，以解玉砂为介质反复碾磨雕琢，原生纹饰轮廓平缓圆润，浮雕与器面过渡柔和，是良渚治玉工艺的典型特征。 器物纹饰分为上下两组，分属两个时代：璜体外缘五组兽面纹：属于良渚原生纹饰，浅而含蓄，长期埋藏磨蚀，线条柔和；线槽内部次生风化、沁色和器表皮壳同步一致。璜体内侧四组兽面纹：为后世玉工依托原本模糊的浅纹轮廓，重新加深碾琢而成。对比可见，后刻线槽的次生沁蚀、老化程度明显弱于原生工痕。

三、学术定名逻辑

这件玉璜虽然具备良渚式的玉料、埋藏风化特征与原生治玉工艺，但目前正式考古发掘中，还没有出土形制、构图完全一致的玉璜标本。因此学界并不直接将它定为标准良渚玉璜，而是定名良渚系玉器。 它不是后世凭空仿造的仿古玉，而是一件先入土埋藏、出土后流转传世，最终进入清宫收藏的古玉，为我们研究良渚玉器流传、后世古玉再加工，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样本。

✅古玉鉴定核心要点：沁色和工痕必须同步老化、互相印证，单一特征不能作为断代依据。

器物基础信息

器物编号：K1C002823N000000000PAK

现藏：台北故宫博物院

来源：清宫旧藏传世品，无科学考古发掘记录

年代：良渚文化早期，约公元前3300—前2800年

材质：透闪石软玉（良渚主流玉料）

原生纹饰：外壁分三节，浮雕简化兽面（大眼面纹），良渚早期典型浅浮雕工

后世改动：内膛御题诗、珐琅胆（花器功能）均为清代后加；兽面纹饰为良渚原生琢制

流传脉络：良渚高等级墓葬入土→史前至宋元间出土（沁变终止）→历代传世→入清宫→乾隆朝刻御题诗、配珐琅胆改作花器→入藏台北故宫

台北故宫里这件“玉琮”，乾隆看走眼了

台北故宫有一件常被叫作“玉琮”的古玉，其实定名并不准确。

按邓淑苹先生的研究，它应该叫良渚早期雕纹玉方镯。器孔宽大，能套进手腕，外壁分三节，浮雕着简化兽面，大眼、阔嘴，是良渚早期典型的浅浮雕做法。它处在玉镯向玉琮演变的中间站：巫觋戴在腕上，用作通神的腕饰，还没有变成后来那种高高瘦瘦、用来礼地的晚期玉琮。台北故宫的官方说明也确认，这件器物“尚不具有祭祀地祇的功能，所以不该称之为琮”。

换句话说，它身上带着良渚人最早的信仰逻辑，只是还没来得及长成后世熟悉的样子。

沁色是时间的痕迹，不是脏

 这件方镯通体泛着网状白沁，间杂斑块状的褐红铁沁。对照庄桥坟、反山等遗址出土玉器的风化研究，这种沁相与太湖流域良渚高台贵族墓的埋藏环境有关：弱酸性粉砂黏土、地下水随季节干湿交替，铁离子沿着治玉时留下的微裂隙一点点渗进去，晶体结构逐渐疏松，白化就慢慢铺开了。

良渚玉器本来多是绿色的。方向明在谈良渚玉器时说过，良渚玉本来是绿色的，今天看到的白，是受沁的结果。这件方镯上的白，就是那几千年地下水与土壤合谋的产物。

它在良渚高等级墓葬里沉睡，沁变在某个时间点终止，重见天日。因为没有考古出土记录，这个时间点只能从沁色状态反推，大致在史前到宋元之间。此后辗转流传，最后进了清宫。

乾隆不认识它，但很喜欢它

乾隆拿到这件东西的时候，良渚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，玉琮的礼制含义在汉代以后就断了线。他翻检古籍，比对形制，最后得出结论：这是汉代车上抬竿的饰件，叫“辋头”。

于是内膛刻上了御题诗，配珐琅胆改作宫廷花器。北京故宫所藏的另一件乾隆御题三节玉琮，情况类似：内壁阴刻《咏汉玉辋头》诗，珐琅胆上也刻同一首，玉琮被当成了香薰使用。乾隆不是第一个认错玉琮的人，汉代以后就没多少人说得清这东西是干什么的了。但他认错的方式很乾隆：不但下判断，还要刻字、配胆、改用途，把一件史前巫觋的腕饰，变成了案头插花的东西。

一件器物，两段历史。良渚人琢兽面的时候想的是神，乾隆题诗的时候想的是汉。中间隔着四千多年，谁也没读懂谁，但它就这么一路过来了。